经济性垄断或许具有垄断的某种表现形式，但事实上它们所处的行业都存在较充分的竞争。它们无权排斥对手参与竞争，消费者仍具有较大的选择权。
    行政垄断企业并未像正统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惠及全民，反倒常常滥用垄断特权谋取高额利润，商品或服务却往往质次价高量少。通过垄断特权及其它政策优惠获得的巨额利润，也并未很好地反哺于民众，不少化为企业内部严重畸高的福利待遇、公款消费和奢华的楼堂馆所等。
    垄断损害其他相关企业的权利，妨碍竞争，从而危及经济发展，损害全民福祉，而且损害民众的消费选择权，榨取民众利益，本该是除被查处企业外各方都会称快的正义之举。然而，也有些不同声音。
    行政垄断最需破除，相比行政性垄断，被查处的外企“垄断”，都属于经济性垄断。这种垄断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优势而形成的——因此，更准确地说，这应称为基于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垄断，简称市场性垄断。
    经济性垄断或许具有垄断的某种表现形式，但事实上它们所处的行业都存在较充分的竞争。它们无权排斥对手参与竞争，消费者仍具有较大的选择权。
    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的垄断地位，通常是基于其良好的产品或服务，是市场主体特别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越大，意味着它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因此，经济性垄断毋宁说是对良好竞争表现的市场奖励。在不少学者看来，经济性垄断并非坏事，打击市场垄断反倒可能是坏事，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惩优扬劣。
    除了行政性垄断和市场性垄断，还有一种垄断即自然垄断。其存在的合理理由是，由于巨额初始投资等原因，由一个企业向整个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可能是成本最低的，多个企业竞争反而会增加成本。最典型者是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供水、供电、煤气、热力供应、交通运输行业。由于自然垄断的特性，一般都会立法给予其豁免，肯定它的合法地位。
    其垄断地位的获得，并非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好的商品或服务，也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主要是人为地禁止其他企业进入的结果（当然，我国有些行业如电信行业的垄断，既有自然垄断又有行政垄断的因素）。这意味着，公权力直接限制其他企业的经济自由权和消费者选择权。这些垄断国企的垄断利润，就是消费者的额外损失，垄断利润越高，民众损失就越大。
    这些垄断企业又并未像正统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惠及全民，反倒常常滥用垄断特权谋取高额利润，商品或服务却往往质次价高量少。通过垄断特权及其它政策优惠获得的巨额利润，也并未很好地反哺于民众，不少化为企业内部严重畸高的福利待遇、公款消费和奢华的楼堂馆所等。
    不少人认为，行政性垄断已被现行反垄断法所豁免。现行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这是否就是对现行行政性垄断的豁免性规定？
  的确，该条规定也包含着保护一些行业的国企垄断地位的含义，但同时，该条规定也并不意味着行政性垄断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
    实践中，与反垄断法上述规定相冲突的行政性垄断行为不仅普遍存在，还极为突出和严重。典型者如，电信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向用户收取垄断高价，在互联网收费上，据2011年底的统计，中国内地实际网费是韩国的29倍、中国香港的469倍；在通话费用上则表现为高资费、加收不合理附加资费如漫游费、跨网资费等等。又如，同样属于高度行政性垄断的银行，利用其垄断地位，随意制定“霸王条款”，服务僵硬机械，习惯于将注意义务不当地施加于顾客，并依据其内部规章在短短几年来收费项目“暴涨”到多达三千多项。上述行为，显然违反现行反垄断法，本应依法受到查处。
    风险投资公司提示：当前行政性垄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和突出，其首要根源并非反垄断法本身，尽管它不无弊端。把责任归咎于该法，可谓打错了板子。要有效地解决行政性垄断，就必须准确地找到病根，然后才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