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证券市场上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就在于并购重组。并购重组目前是我国必须加强研究的一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环节是因为并购重组已经超越新股发行(IPO)市场而成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自2000年开始,当年IPO上市的数量已经低于通过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所产生的新的上市公司数量。例如,在2002年的时候新股只发行了70家,而该年度主营业务发生变化的重大重组数量为44家、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转移的股权收购数量达到了122家。

　　并购重组研究中的首要课题是“并购重组能否创造价值”,因为有利于企业科学决策的是要正确认识并购重组的价值效应,并且也是确立立法与监管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在过去的30多年里,国际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研究，都是关于并购价值效应方面的,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看法。在中国,存在很大的差异的是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价值效应的认识。关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究竟能否创造价值的回答,是需要全面深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中国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绩效问题所做的零星的实证研究表明,并购重组能够在一定程度能够改善公司的绩效、提升公司的价值。但是,都缺乏学术严谨性的这些学术研究,主要存在四个问题:(1)理论分析的缺乏,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创造或毁灭价值的理论依据没有说明;(2)只把并购对目标公司的影响当成研究对象,却对收购公司的研究直接忽略,所以并购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创造无法作出判断;(3)样本的代表性很弱,样本太小了,并购重组事件往往到不了200个,样本覆盖的年份也不长,几乎只有1到3年,导致很难对分析结果作统计显著性检验的根本原因就是样本不足,这样推广引申同时也就加大了难度;(4)大部分文章只局限于会计研究法,没能运用更严谨的事件研究法去考察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前后的二级市场表现。本文力求克服以上四个导致国内现有研究所缺乏的说服力的缺陷,对历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并购重组事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对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价值效应的现状想要从整体上改变的话,一方面要有效地形成和扩大并购重组价值创造的源头，就是扩大产业与股权结构的战略调整带来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不利动机的影响一定要抑制,价值转移与再分配现象一定要减少;管理层的“错误”判断与代理动机对并购重组价值效应的负面影响一定要控制。鉴于体制因素驱动型是我国的并购重组类型,所以并购重组的影响重大的是立法和监管。在理论上,立法和监管应当引导和鼓励并购交易去创造价值。并购重组游戏规则的制定是立法和监管者应该做的,让市场的参与者能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来进行竞争,避免成为一个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再分配。这可以有效地实现并购重组带来的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净效益。同时，还需要大力鼓励并购重组，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兼并和收购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活跃市场，稳定社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