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昕竹为高通说话被解聘,专家可以替跨国企业说话吗?

8月12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宣布解聘,不再担任该咨询组成员,原因是“违反工作纪律”。
张昕竹受访时称,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说话了,“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张昕竹称,反垄断执法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走入了死胡同。张昕竹说,今年6月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长张穹就曾要求其写检查。“当时他说,我不应该帮外企说话,不应该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但我拒绝了。”按照张昕竹的说法,其被解聘的原因就是当了高通的专家,为高通反垄断辩护。年8月初,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确定了高通的垄断事实。张昕竹称,正是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向国务院写信提出的解聘要求。
专家为跨国公司说话,不是新闻,因为替跨国公司说话而被解聘是第一次听说。张昕竹事件需要澄清的问题有两个:首先,专家组成员天然地有权发表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否则要专家组何用?领导自己拍脑袋就是了;其次,确定张昕竹是否成为跨国公司利益的代言人。关于这一点,不能仅凭本人发表的意见来推定。假如认为替苹果说话的专家立场有问题,焉知主张严惩苹果的专家不是三星公司利益的代表?
张昕竹被解聘,正好赶上中国对外资企业反垄断的大潮,包括微软、奔驰和丰田在内的多家在华外资企业都遭遇了反垄断调查。如果不把上述两个问题弄清楚,“反垄断运动”必然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
社会各界,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力向立法、执法部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申辩。正如张昕竹所说,死刑犯也有这种权力。高通、苹果、微软、奥迪们为什么不可以有?关键是要公开、透明,不能假公济私。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被“政府公关”。在华盛顿,代表各行业、各阶层、各大公司以及各国政府利益,通过不同的方式向美国政府游说建言的“说客”蔚为壮观。这些说客对国家公共事务、实体经济、民族和宗教事务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不容小觑,他们的活动可以左右美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引导立法活动,影响联邦和地方政府对行业和项目的拨款。在美国,政治和商业游说活动(Lobby)已经构成了华盛顿特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首都,游说群体只会比美国更壮观。
美国顶级说客面向的是联邦政府和国会,大体分为四类:1)代表大型企业甚至是外国政府进行政治商业游说的公关公司或律师事务所;2)各类行会或协会,最著名的有美国步枪协会(NRA)、Pulp paper 及Oil &Gas。它们代表本行业游说政府相关部门,他们通过前期大量的调查和分析获取本行业的重要数据,并提出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建议,获得政府对于本行业的政策支持。这些协会的收入来源于加入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3)各类宗教类团体,最具影响力、也最有名的机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它每年有5000万美元的预算。犹太财团的超强实力为游说国会议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游说的结果是更多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出台;4)各跨国企业内的公关部门。
总之,专家是可以替跨国公司说话的,就象辩护律师可以替死刑犯说话。但是拿600万美元也好、600万人民币也罢,替跨国公司说话时应光明正大地表明身份,比如说:我是孟山都花钱雇佣的说客!有关部门应当全面认真地听取说客的意见,然后秉公而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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