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险投资从创立到发展，从幼稚到成熟，从弱小上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仅仅走了25年的历程。如同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风险投资的发展速度也是令人人咋舌。2001年美国种子及风险投资协会( NASVF: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ed and VentureFund)在美国西部波特兰市召开了一次国际风险投资交流会，会议特地设了一个个分会：风险投资在中国( Venture Capital in China)，笔者有幸作为5位发言人之一，但整个会场除了演讲人外只有三名听众。当时不少美国风险投资家几乎不相信风险投资冬还会在中国发展。时隔几年，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几乎成为硅谷沙丘路的人人讨论的询话题。从2006年始，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就一跃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虽然世界第一的作为风险投资鼻祖的美国和位于第二的中国，其风险投资规模还是差距较大的，但无论如何，从2006年以来，中国风险投资一直保持世界第二的位置。
    自1985年3月提出设立风险投资以来，风险投资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无到有，由市场贫乏到增速加快，直到成为紧随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国。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与中国经济转型型阶段的特征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得益于经济领域的转型，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法制建设、金融体系完善、政府职能在经济领域转变、科教文化事业的进步等，这些都对风险投资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孕育了风险投资发展的基础环境
    风险投资是经济高度市场化的产物，需要发达的市场体系作为运行环境。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服务的产、销、用均由政府行政计划指令完成，全国只存在真正的决策机构，不存在自主行动的市场实体。个人、企业（非市场化的）或其他实体没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没有创新的激励，科技成果停驻在实验室或者论文集之中，没有人想着去将它们产品化和商业化，制度环境也不允许这么做。缺乏市场经济的体制和市场化的运行机制，经济活动和科技创新都与风险投资的本质不相容。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成功孕育了风险投资的必备环境。
    （二）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为风险投资发展提供了动力
    风险投资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承担投资的高风险而获取相应的高收益，承担高风险是前提，获取高收益是目的。因此，必须是拥有相对富足的财富的人或实体，才会有较高的风险忍受程度，从而对风险投资这种投资形式感兴趣；也只有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的财富积累，才能提供风险资本来源，才有能力承担高风险。全球风险投资兴拱起和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即便是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也难以培育风险投资。因此，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优触化为风险投资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来源，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动力之一。
    经济的增长创造剩余社会财富，这些富余资金必然要找到存在的环境，于是风险投资成为其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之一。经济结构调整的背后是一系列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由此催生的新产业、新兴行业比传统行业、产业具有更高的利润水平，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要求，不仅成为风险资本投向的目标，也在获得高额利润中积累了进一步的风险资本来源。
    （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是风险投资市场化运行的保障
    风险投资环节多，涉及利益相关方也多。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都分别建立在合约基础上，需要法律作为保障。有效合约条件，要么双方以信任为基础，要么双方以法律为仲裁。前者是自发状态的约束，后者是硬性的约束。信任和法律共同推进社会契约的有效执行。市场经济追求“看不见的手”，诚信存在调控缺失的空间，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市场经济和法制并肩而行。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风险投资也必然需要健全的法律保驾护航，才能健康成长。
    （四）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为风险投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
    风险投资是一种特殊的投融资机制，建立在现代金融市场的基础上，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是科技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及适应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而产生的新的金融机制。风险投资最早起源于美国，随后在欧洲、日本以及以色列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兴起并不断得到扩张的历史，证实一个完备而发达的金融体系对风险投资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必要性。
    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主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显著提升，保险业努殳展迅速，证券行业产业形态相对完整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金融市场体系，丰富的金融产品体系，不断健全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现代化的金融市场微观主体，是金融体制改革喜的产物，又都是风险投资产生与发展必须的备件。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必将为风险投资孕育适应的成长土壤。
    （五）科教兴国战略和活跃的科研活动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科技创新发明为风险投资提供投资项目资源，是风险投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之一。风险投资起始并在硅谷繁荣，与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促进源源不断的科技发明体制息息相关。尽管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也很重视科研活动，但主要为政治和军事服务，科技发明都是国家级别的大型项目，保密要求严格，商业化空间有限，民间也不允许有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这类活动。
    对科技的重视还表现在我国科技投入的稳步增加，科技事业不断取得重大成果。2007年，我国的研发(R&D)经费支出总额达到48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11.2亿美元，超过英国和法国而跃居世界第四位。全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454万人，是1991年的2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总额70.4%。对科技的重视和科技投入的增加使科技成果大量涌现,科技创新的迅速发展为风险投资提供了丰富的投资项目，是风险投资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
    （六）风险投资的发展亟需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
    风险投资是对未来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较强的外部效应，这种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容易诱致市场失灵，政府的调控就显得非常重要。根据国际经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有效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在风险投资业的起步阶段；在风险投资业发展后期，政府直接政策措施可以逐步减弱，转而进行政策引导和制度支持。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建立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中国政府除了前文所述及的五个方面内容所作出的努力和所起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对风险投资业直接作用的职能转变上。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就是从成功的投资中获取超额利润，抵补失败项目损失后的余额才是实际盈利。从整个风险投资组合来看，这种盈利还必须是较高的投资收益，因为组合投资承担了高风险。这是风险投资内含的补偿和激励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风险收益机制的建立、税收优惠、资本来源支持、产业扶持等。
    但是，我国当前的市场和法律环境，仍然存在与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相悖的地魂方。比如，资金来源就是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法律法规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业，还需要致力于激励政策、法律制度和退出机制等发展环境的构建。